1981年11月5日靠谱的配资平台，北京301医院。
“老首长，您的回忆录我看了些稿子，写得真好！但后面的淮海战役，您可得抓紧啊，我们这些老部下可都等着呢！”王必成中将坐在病床边，望着面容憔悴的老领导粟裕，话语里满是真切的期盼与担忧。
此时的粟裕，身体已是大不如前。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、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常胜将军，此刻正与病魔和衰退的记忆进行着一场更为艰难的战斗。而王必成，刚刚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卸任，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，一到北京，心里最挂念的，还是这位亦师亦友的老首长。
王必成这么着急，不光是为他自己，更是为了一段不能被遗忘、不能被曲解的历史。那个年代，亲历战争的将帅们逐渐老去，一些关于战争的说法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。王必成自己打仗是把好手，人称“王老虎”，但他更有历史的远见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劝身边的老战友，尤其是叶飞，一定要动笔写回忆录，把亲身经历的真实战况记下来，不能让后人被那些不着边际的说法带偏了。
说起来，王必成对粟裕的这份情谊，是真刀真枪从死人堆里打出来的。在华野，粟裕手下有“叶王陶”三员虎将，王必成与粟裕的战友情，可以说最为深厚。孟良崮战役前，粟裕在部署任务时，特意强调了一句：打74师，六纵是主力，指挥员是王必成。这背后，藏着一段血海深仇。涟水之战，王必成的六纵在张灵甫的74师手上吃了大亏，部队憋着一股劲。
粟裕懂他，懂六纵的每一个战士。他把报仇雪恨的最好机会，稳稳地交到了王必成手上。果不其然，孟良崮一战，王必成率部如猛虎下山，硬是把张灵甫的王牌军啃了下来。这份知遇之恩和战场上的默契，让王必成一辈子都对粟裕心怀敬重。在他的文章里，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地称“粟裕同志”，言语间满是对其军事艺术的由衷钦佩。
正是因为这份深厚的感情，王必成才对粟裕的回忆录如此上心。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本个人传记，更是一部关于华东野战军，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最权威、最鲜活的教材。尤其是那些精彩绝伦的大兵团作战，除了粟裕本人，谁能说得清其中的精髓和奥妙？
然而，粟裕动笔写回忆录，其实很晚。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都对此事三缄其口。原因很复杂，战争年代的人事纠葛，战役指挥中的不同意见，写出来，难免会牵涉到一些人，有些话不好说，更不好写。粟裕为人谦逊低调，不愿惹是生非，便一直搁置着。
真正的转折点，是1976年。那年，粟裕再次突发心肌梗塞，在死亡线上走了一遭。或许是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，他觉得有责任把毕生的战争经验留给后人。于是，他才下定决心，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，正式开始回忆录的撰写工作。
粟裕对这件事极为认真，前半部分写得非常详尽，对每一个战役的背景、决策过程、兵力部署都力求精准。但进入八十年代，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，记忆力严重衰退，甚至连语言功能都出现了障碍。这对于需要大量回忆和口述的工作来说，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
即便如此，他依然没有放弃。1980年，他还对写作班子说，要加快步子，他争取一周能谈一两个战役。可没想到，话音刚落不久，1981年，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，而且一住就是近一年。回忆录的写作，再一次被迫中断。
这就是王必成前来探望时的大背景。听到老部下的催促，病床上的粟裕点了点头，费力地告诉他，睢杞战役那一章已经搞完了。他还饶有兴致地谈了谈对这场战役的一些新思考，建议把标题改成“睢杞战役的前前后后”，这样能把战役的来龙去脉讲得更透彻。王必成听了，连连点头，说自己看过一些初稿，写得极好，很多当年的决策细节，他这个纵队司令都不清楚，看了回忆录才恍然大悟。
这次谈话，似乎给了粟裕一些新的动力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成了他亲自审定的最后一个大战役章节。他心心念念的、也是外界最为期待的淮海战役，以及之后的渡江战役、解放上海等一系列辉煌篇章，都还静静地躺在他的脑海里，等待着被唤醒。
遗憾的是，他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。
1984年2月5日，粟裕大将与世长辞。他的回忆录最终得以出版，却留下了永远的遗憾。那最关键、最精彩、最能体现他军事思想巅峰的淮海决战，只留下了一些零散的片段和谈话记录，未能形成完整的篇章。王必成当年的担忧，终究成了现实。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决战，在“战神”粟裕的亲笔回忆里，遗憾地，留下了一片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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